淋巴细胞计数可以指示肾细胞癌患者预后状况
芝加哥（2011年6月5日）。每年，美国大约有6万人被诊断为肾癌。其中，很多病人进行了被感染的肾脏手术摘除，然而这个手术对于年龄较大或者有其他健康问题的病人有非常高的风险。遗憾的是，通常肾癌病人在做了肿瘤样本切除与评估后才能评判预后效果。现在大通福克斯肿瘤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淋巴细胞计数对于肾细胞癌病人而言是一项简单效果很好的预后指针，这个计数通常是在实验室测验里检测的。
Sunil Saroha医生，大通福克斯内科肿瘤研究员，此项研究的主要研究者，将会在2011年6月5日星期日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发布这一发现结果。
Saroha医生说“我们有需要在手术之前查看肿瘤预后标志物，这样在手术之前我们就能知道肿瘤是否需要激进治疗以及激进到什么程度，这样制定个性化治疗。”
Saroha医生，Tahseen Al-Saleem医生（大通福克斯肿瘤中心肿瘤病理医生）和他们同事认为淋巴细胞水平，一种白血球，非常可能是一项预后指针。倘若肾细胞癌病人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即淋巴细胞水平低，那么他们通常预后状况不好。
通过评估在大通福克斯肿瘤中心做了肾手术摘除，从1994年到2009年超过500例肾透明细胞癌病人数据， Al-Saleem医生和他的同事发现术前三月存在低淋巴细胞计数的病人与预后效果不好有密切关系。
研究人员发现低淋巴细胞水平与高阶段肿瘤相关，即病理晚期肿瘤病人，出现远端转移和高TNM分期即扩散到区域淋巴腺和远端转移情况的病人。他们同时发现低计数与普遍低存活率相关，即便考虑到病人年龄、肿瘤分期和转移情况。
从研究前景来看，虽然这一发现还需深入研究，可是研究人员建议说淋巴细胞计数可以作为医生制定治疗方案的参考因素之一。Saroha医生说：“这个简单的测试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开始就鉴定出病人风险高低，谁不适合目前的治疗方法”。例如，对于一个年轻的肾细胞癌病人，不存在别的健康问题，然而淋巴细胞计数低，医生就可能会采用相对激进的治疗，如手术或化疗。
Saroha医生补充说：“另一方面，对于淋巴细胞计数的测试同样也可以鉴定出不需要激进治疗的病人”。例如，大约一半的肾细胞癌病人年龄大于60岁，一旦这个病人有别的健康问题，却有正常的淋巴细胞计数，那么医生可能决定监测这个病人状况，而不是给他做手术。Saroha医生还说：“计数的测试可以帮助个性化治疗，改变临床决定甚至在术前或术后添加治疗”。
Saroha医生也强调我们应当加强对于肾细胞癌单独亚型的研究，像这个研究。之前的研究结合了不同亚型的肾细胞癌病人，即便这样，他们之间也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
此项研究的共同研究员还包括大通福克斯肿瘤中心的Robert Uzzo， Gary Hudes， Elizabeth Plimack， and Karen Ruth。
美国大通福克斯肿瘤中心研究人员发现用细胞反转沉默基因的新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开发癌症靶向治疗的新方法
费城（2011年6月30日），美国大通福克斯肿瘤中心的科学家已经发现用体细胞来激活沉默基因的新机制。这个激活过程对预防癌症极其重要，同时也预示直接作用于某种疾病背地的病理改变的新疗法。这一发现登载在2011年6月30日发表的《细胞》期刊上。
这一机制是由大通福克斯副教授Alfonso Bellacosa， MD， PhD，和其同事发现的，机制名称为甲基化作用。在这个作用过程中，细胞通过化学标记，将基因失活。更详细地说，就是细胞通过添加一个甲基化合物将基因失活，而没有这个甲基，基因就将继续活跃。
Bellacosa说这将造成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因为甲基化作用是基因正常调节的重要过程，可是一旦它使本来抑制肿瘤的基因失活，人们就会罹患癌症。事实上，一些肿瘤药物通过脱甲基产生药效，也就是说从DNA中去除甲基。可是这些药物并没针对性地从DNA中脱除甲基，结果会产生付作用和别的问题。
现在，Bellacosa和他的同事们第一个指出，通过控制某种蛋白加上靶向治疗途径，脱甲基也可以是一个激活过程。
研究者发现一种名为胸腺嘧啶DNA转葡萄糖激酶的蛋白或者TDG，主要作用是帮助修复DNA，同样也参与移除DNA中的甲基。对缺乏TDG活动的小鼠实验表明这个基因不可或缺。仔细观察未存活小鼠的晶胚，他们发现其甲基是凌乱无序的，本来应该脱甲基基因的没有脱除，基因依然处于失活状态。
Bellacosa说TDG需要第二种蛋白来使DNA脱甲基，因而，比如说将来我们可以直接修正这些基因来激活特定的抗癌基因。“既然我们现在知道有两种蛋白能强烈影响脱甲基作用，我们就可以设定使某种基因脱甲基的新疗法。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准确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Bellacosa说：“同样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可以利用细胞这个工具修复DNA，扭转被脱甲基作用失活/静息的基因。这完全是一个新概念，DNA修复还有这样的功能！” 除了癌症外，通过甲基转换，这一知识还可应用到别的疾病上。可是，他提醒说科学家们还没有想出怎样将这种疗法靶向到特定基因，因而这个开发还需要几年时间。他说这是一项关于基因失活与激活中非常基础的研究。“我们可能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完全利用这个知识，然而我们会做到的。”
这个研究的共同研究者还有大通福克斯的Salvatore Cortellino， Jinfei Xu， Mara Sannai， Robert Moore， Elena Caretti， Antonio Cigliano， Madeleine Le Coz， Karthik Devarajan， Maria Rosaria Bassi， Catherine Renner， and Andres J. Klein-Szanto；南卡罗莱娜医科大学的Andy Wessels 、坦普尔大学医学校的Dianne Soprano 、宾夕法尼亚医学校的 Lara K. Abramowitz， Marisa S. Bartolomei 、 法国居里研究所的Florian Rambow， Christophe Alberti， 和 Lionel Larue、 （罗马）艾琳娜女王癌症中心的Tiziana Bruno 和 Maurizio Fanciulli 、东斯特劳茨堡大学的Yoshihiro Matsumoto 、遗传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科学院的（法国）Dominique Kobi 和 Irwin Davidson。 这一研究项目受到美国卫生研究所津贴支持。
大通福克斯的分子药物--概论
遗传性疾病癌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就是说多方获得的基因变化必然引起正常细胞向肿瘤细胞的转变。会增加罹患几种患癌风险的基因突变也可能从父母身上遗传得来。
人类全部染色体组大约有20000多个基因，这些基因都容易遭受基因突变或者改变表达模式，引起编码蛋白质分子功能异常。对使个人易患癌症的基因变化知识的了解，大大改善了人们预防某种恶性肿瘤的能力，使我们加深了对癌症分子结构的了解，因此使我们有能力去掌控它。
多层面途径FCCC对于分子药物正进行着多层面途径研究。分子病理学部（DMP），下属病理部，利用当前先进的科技和信息，加之探索研究和该领域里基因技术的发展，这个基因技术几年内会变为所有癌症病人的医护标准的一部分。当前分子药物应用的基石就是临床分子基因实验室，这是政府认定的临床实验室，在这里，测试肿瘤组织样本以鉴别与临床相关的、决定某种癌症治疗效果的分子改变。
很多情况下，后天有了分子改变，然后形成特定肿瘤；然而，有时遗传性基因突变在父母血液样本里测出，表明具有遗传性易患癌。这样，被感染个人和其未被感染亲属可以通过临床基因部咨询或做出措施以达到较终预防癌症的目的。分子病理部同样包括生物样本存放库设备，那里存放了不可胜数在FCCC做过治疗的病人的组织和血液样本。这个中心以及一些别的研究结构的科学家和临床研究者对这些样本进行研究。对进一步在分子癌症的基础上进行转换研究，这个机制健全、库存丰富的存储库显得额外宝贵。
分子药物的前景个性化药物研究所（IPM）代表了癌症药物的将来。在这个所里，血液或肿瘤样本的整个基因序列可以在一个时间相对较短、花费经济的状态下测出来。几年内，对于病人而言， 在FCCC测出随相关分子改变而引导的癌症治疗的完全基因序列测定已经是一件常事。关于癌症风险的信息也会通过血液样本的基因序列测出来。
个性化药物，也称靶向治疗，涉及到特定分子改变的治疗，这些分子具有“可用药性”，或者能经受仅仅靶向改变了的特定癌分子的新奇治疗因子，而不是所有游离细胞。用伊马替尼治疗慢性骨髓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包含了一个差错基因，即费城染色体，就是个性化药物治疗的有力例子。
分子药物：技能与设备
技能：
1.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指定的一所独立式综合癌症中心，只专注于癌症问题。
2.90％的病人注册了由中心管理和控制的“生物银行”，有详细的组织细解和液态生物样本贮藏设备。
3.健全的一期临床实验项目和大量的研究（每年有200多名病人注册）。
4.大量的国家认定的多学科综合临床和研究项目，来区分、研究和帮助那些有遗传易感性到癌症综合征的人。 对细胞信号、功能遗传学和抗体工程学的深度研究
基因序列：研究院为研制个性化药物治疗的直接目的是在患有转移性病变的患者身上，从暴露于关键作用一些、易受作用的信号传导通道的基因组里排列出外显子。
我们的梦想是，在病人进行诊断和病人病变继续进展时，病人的癌症基因要不就会被测出相关段，要不就是整个基因组。然后相关信息被存放在研究数据库里，因此患者可以根据作用机制来匹配特定药物，而不用再考虑临床实验阶段。新的的可行性标准将不再限定某种疾病的必要条件，取而代之的是更复杂的集中在通道激活、基因扩增、基因突变或由此融合的表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