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总医院伽马刀专家田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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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增民，一九五一年出生，伽玛刀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从师 总医院段国升教授。1993年国家公派高访学者赴美深造，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全国中青年医药科技之星。享受机构政府特殊津贴。　　

　　现为 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军神经外科中心主任；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国际立体定向神经外科学会执行理事；北京市神经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医学奖励基金会医药专业主任委员；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副主编；《国外医学脑血管疾病》杂志主编。

　　主编《现代立体定向神经外科学》，参编8部著作，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获国家、北京市、军队、中华医学各类奖项8项，其中顽固性癫痫的外科治疗，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及医疗成果二等奖五项等。

　　目前正在进行国家和军队6项科研项目，其中国家863课题2项，973课题1项。在国内较早将机器人应用于临床手术；2003年9月，首先实施远程脑定位手术，成功完成北京-沈阳机器人遥控手术，属国际开创性项目。
 
　　下一页：人民网专访——海军总医院副院长田增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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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增民：在“立体定向”中超越自我

　　两台计算机、一个麦克风、一个鼠标器……没进手术室，没拿手术刀。2003年9月10日，一位身在北京的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专家通过计算机网络，遥控远在600公里以外的机器人“黎元”，为沈阳的一名脑出血病人成功手术。这是我国首例机器人手术，这位神经外科专家正是 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军神经外科中心主任田增民，而机器人“黎元”就是他的“儿子”……

　　田增民较重要的两个人生阶段，一是在偏僻孤寂的长白山，一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

　　选择一：事业选择了我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个动乱的日子里，田增民圆了当时中国年轻人中大部分向往却只能少数人实现的当兵梦。1968年他入伍不久，一战友外出，坐车撞上了树，一天以后陷入昏迷；现在看其实也就是简单的颅内血肿，可这边远的长白山里，车站在280公里之外；等到医生来，人已死了。作为一名新兵，这件事情对田增民的触动影响到他的一生。一年后连队来挑卫生员，他恰好被选中。

　　被田增民称为“事业选择了我”的这次偶然，成当兵之初的那次心痛，为了日后一连串辉煌的起点；，是他时时处处永不敢懈怠的动力和理由。

　　选择二：宁愿不开车，也要开刀

　　1993年，田增民作为公派高访学者赴美深造。与25年前的那个毛头小伙不同，此时的他，已经在国内神经外科界小有成就了。所以，即便到了那个发达的市场化国度，他也没有依附于老板的意思，而是一直执著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在美期间写了十几篇文章，大多数都是综述性的。美国给他的感觉，是“让人开阔视野，不光技术上，在思维上也开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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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虽说回国后专攻机器人手术是开始于1996年春节与北航王田苗教授的一次偶遇，但他当今得以立足于当代医学科技的前沿，决不是靠偶然：师从 总医院段国升教授时养成严谨又不保守的作风和韧劲；1986年以来一直从事立体定向技术，几千例手术作基础；加上国际性的技术吸纳和视野扩展，一切就变得水到渠成。

　　尽管田增民承认，美国科学、社会的发达，非我们短期内可以赶上，例如从美国去加拿大开会，将护照寄到一个指定地方，短短几天就能签完寄回来；又如许多留学生花1000美元买辆二手车，开上几年，原价卖出。如此便利和富裕，我们现在还难以达到。但美国再好，那是人家的；而且对于更重视专业的田增民来讲，第一，“在美国，我永远只能给人家当助手，不能开刀；回来，宁愿不开车，也要开刀”；当然现在的他，既能开车，也能开刀了。

　　第二，在美国，人情太淡；虽然有困难时，你张口，也会有人帮，但它完全是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差别带来的心理落差和特殊需求，田增民至今记忆犹新———1994年农历除夕，在中国使馆教育处组织下，七八个中国留学生凑在一起，有学工、农、医、生物的；席间，因为没有中国的东西，为一瓶酒，冒着美国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驱车100多公里买来一瓶“西凤”，大伙才算是过了一个中国年。

　　田增民至今都可以拿起任意一张在美国的照片而如数家珍地讲上一段故事。在华盛顿大学（密苏里）的一年多时间，是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凝聚并升华的阶段。访美到期，人家出具一份报告，问是否延期；田增民毫不犹豫地说“no”，因为他出去的基点十分明确，那便是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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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三：我选择了事业

　　1994年底，田增民回国。不到一个月，在抢救一名我驻芬兰外交人员的过程中初试锋芒，争得了荣誉。他的技术优势正在渐渐发挥，但更大的契机却出现在一年多以后：1996年春节的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座谈会上，他遇到王田苗教授，后者的身份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国家863计划机器人技术专题知名专家。国内较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和国内较很高等的机器人专家的相逢就此碰出了火花。这一次，田增民说，是“我选择了事业”。


　　直到现在，田增民都一直强调，机器人手术的成功，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更关键的是有很不错的团队。他说的“团队”，不光指他所在的科室，还有外界，包括王田苗，也包括领导。刚开始搞机器人手术时，有一些人不理解，尤其是一些老专家，认为不可能，公开说这是伪科学。

　　阻力之大，一度甚至使工作无法开展。田增民他们只得进行“地下实验”，这样“偷偷摸摸”了将近一年。到1997年5月5日开项目鉴定会时，仍有学界知名设置阻力，让一些专家别来参加。但有生命力的新技术是压制不住的，鉴定会上，田增民现场操作，结果终于令人信服。

　　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对一件事的执着程度。田增民这样说，更这样做。他和王田苗都是毫无疑问的“执着者”，此类人通常喜欢挑战，而机器人手术正具备了典型的挑战性———他们相遇之初就认定，机器人用于立体定向手术，能达到其他方法所达不到的高度；但过程中充满风险，例如不被理解的压力、可能招致的医疗事故等等，逼迫他们一步一步做细，做扎实。事实证明，机器人技术符合人要求精密、创伤小的愿望，现在反对声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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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气相投，使得田、王二人告别了一般创业者成功、获利之后通常都分道扬镳的老套路，而是永不满足，相互依赖，推陈出新。从1997年的第一代机器人立体定向系统，到1999年的第二代机器人实现无框架定位手术，通过了国家863计划课题组验收；到2001年的第三代遥控操作型机器人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了通过互联网实施异地遥控操作手术；

　　再到现在的第四代遥控操作机器人———“黎元”，在第三代基础上增设主控端计算机，具有视觉区分、焦点定位等功能，实现了主动区分、实施指令。迄今为止，这四代机器人已完成4000多例立体定向手术，全部获得成功。在医用机器人这一国际先进医学技术上走在了前头。　　不止一人问田增民：“你放着熟门熟路的手术不做，费劲搞这个，为何？”他回答：传统医生关注个体，责任也在于个体；而我们关注群体。有这样的愿望，才能把东西方的东西融为一体，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熟知父亲辛劳的女儿说，当医生就是奉献，用你的痛苦解除别人的痛苦。可他却时时品味这过程中的独特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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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链接：立体定向（stereotaxis）一词源于希腊字stereos和taxis，意思分别为三维立体和定向排序。作为神经外科的一个分支，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系利用影像学定位和定向仪引导，将微电极、穿刺针等显微器械置入脑内特定靶点；通过记录电生理、留取组织标本、去除病灶和产生毁损灶等方法，诊断和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的各种病症。由此可见，立体定向手术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定位术和导向术。

　　神经外科医师在施行脑手术时，常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创伤所困扰。外科医师必需先切开脑皮质，方能发现其下方的病变。探查的靶点如为某一解剖结构，则往往直视下无法加以区别。假使病变非常小、位置深在，手术时直接寻找将十分困难。假如病变位于重要功能区，开颅手术也难以避免造成神经损害。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的问世，正好解决了临床中遇到的上述棘手问题；其主要特点是定位精确和创伤性小，当今在治疗神经外科疾病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脑立体定向手术是通过在颅骨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在导向系统引导下将探针或其他更精细、复杂的外科器件引入脑内，对病灶点进行活检、切除、放疗等操作的一项外科技术。为了尽量减小对脑组织的损伤，同时又避免伤害脑内重要的血管、神经，外科医师往往借助一种立体定位仪框架，将它固定在患者的颅骨上，确定脑内病灶；然后根据各自的临床经验，将探针按直线轨迹插入靶点，完成相应的手术操作。（本文摘自人民网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