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治疗技术在国内外的对比
关于医患关系
中国大陆人对医患关系的态度与西方人大相径c庭。患者 / 家属与医师间缺乏信任,部分原因是,中国城市的全科医师较为匮乏,这导致长期以来良性医患关系的缺失。给人的感觉是,治疗仅为私利而提供,这种现象更甚于西方。在中国大陆,某人生病后,他会直接去医院,包括传统的中医院看病,但绝不会去非医院系统的医疗从业者处去看病。医院可以提供几乎全部的医疗服务。
举例而言,如果某些患者每周需接受一次化疗,或每周放疗 5 天,他们会愉快地全天候待在医院里,尤其具有吸引力的是,这些患者可以躺在 VIP 楼层上,住院治疗期可长达 1 月多,在此期间,患者的吃住都在医院里解决。
关于中国的肿瘤科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由于政府的作用,找医生看病的开支并不昂贵。这导致上海民众对医疗服务出现了普遍抱怨:医生花费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实在有限。在国外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如果要在 2 小时内给近 40 位患者看完病,这就意味着在每名患者身上花费 3 分钟,每位患者约花费 280元。在中国同一天里,需要给 80 至 100 名患者看病,并向每位患者只收取24元挂号费。在这几分钟内,极少医生会有时间对患者进行体质检查。一般只是问几个问题,简单浏览一下影像结果、实验检测结果及肿瘤标记物等,仅此而已。
关于患者、医师
认为自己得上或被诊断出癌症的中国患者会要求进行某些检测,但医生不会对其必要性进行争辩,而是选择默许,也不会把这些患者的抱怨反映给医院管理者。医生需要当心的是,如果患者结局不好,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就会有行政警告、诉讼或甚至身体伤害的风险。
关于尊重生命
西方医生把疑难病症视做挑战,而中国医生则首先考量自己的风险,对帮助患者犹豫不决。我们曾见到,一名 55 岁的肺癌患者因为严重咳血而被另一家医院的放疗医生拒绝治疗,因为他们说,出血情况太严重。而实际情况是,他们不想因为不好的结局而承担责任
关于咨询 vs 意
患者难免会从医生处寻求意见,这常引起患者 / 家属的困惑。朋友、朋友的朋友或医生的朋友,都会提供意见,但他们对于病情都没多少了解,但与医生处得到的正规咨询相比,他们常更值得信任,也更被人注重
关于治疗:谁花钱,花多少?
作为一家可在现场提供放疗、化疗及影像学服务的私营机构,笔者所在中心的开支及费用高于公立医院。起初令患者惊讶的是,在中国的这家自由经营的新机构中,什么东西,甚至于全血计数的价格都可以协商。中心的政策是,患者每次就诊及手术,包括每日一次的放疗时,必须预付费,且不予退还
西方肿瘤科医生在做出治疗方案时,会把指南作为参考依据,而中国医师通常根本不看指南。比如,在降低脊髓或脑部伤处水肿时,西方已经使用地塞米松多年,而中国医生惯常使用的药物则是甘露醇,有时甚至每日使用,唯恐因地塞米松而出现不良事件报告。
针对淋巴瘤患者使用阿霉素的情况也似乎也比较有限,这可能因为过度担心心脏病风险所致。西方肿瘤科医生与中国医生对输血标准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中国医生在患者血红蛋白不小于 6.0 g 的情况下,绝不会给患者输血,无论患者年龄或症状如何。而许多在西方医生看来比较简单的门诊手术在中国也变得复杂起来
关于遇到的病例
某些患者同时存在似乎并无关系的癌症,比如肾细胞癌及乳腺癌。尽管这种现象在西方较为罕见,但在中国常需要进行考虑,而不能仅认为一处病变是另一处转移所致。但中国医生常认为这仅是一种癌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综合肿瘤学训练。因此,对于某些存在两种可治好癌症的患者,多数按照不可治好的转移性癌症处理。
关于中国的肿瘤科医
中国共约有 8,000 名注册肿瘤科医师,但知识面较为狭窄,如果遇到一个专业外的问题,比如乳腺癌或肺癌时,他们会措手不及。放疗、内科及肿瘤外科的医生互相视为竞争对手,而不认为是同行。治疗癌症患者取决于那个专业的医生首先接诊。外科医生和肿瘤放射科医生可以进行化疗。胸科医生和肿瘤内科医生常常不认同局部治疗是一种充分的疗法。对于存在上腔静脉阻塞的患者、脑转移或脊髓转移的患者以及病理分数不明的患者,仅需将化疗方案改变即可。转移性或 IV 期乳腺癌患者常通过双药及三药联合治疗方案治疗,似乎他们仅是早期患者,且极少考虑使用抗雌激素疗法。此外常见到的情况是,对于病理或影像学报告仅一看了事,而并不与病理医师或放射医师进行后续探讨。似乎他们缺乏综合肿瘤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关于患者隐
这里似乎并不存在所谓的患者秘密和隐私。实际上,在和一位患者交谈时,另一位患者或家属会侧耳倾听、打断谈话、发表意见甚至表示不同意见。在大型医院门诊诊室中,除医务人员外,还有三组人员:等候接诊的患者 (肯定有人陪伴);另一组等候接诊的患者;还有一组是之前曾经接诊过的患者。此外,还可能出现另外一组患者的代表,以窥视进展如何。总之,混乱程度无法形容。
关于治疗的质量控制、药物开支及可用性
中国患者购买的药物通常是很便宜的 (如卡培他滨),但中国或印度生产的药物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因为这些地方的质量控制措施聊胜于无。即使在公立医院里,抗癌药物也是价格不菲。因此,尽管可以买到诸多新型单克隆抗体药物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物,但除有钱人以往,普罗大众根本无力承担。而对于包括拉帕替尼、氨柔比星、艾利布林和依维莫司在内的其他药物,则只能从邻近国家或香港搞到。由于放疗设备需要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为 100 例至 140 例患者提供治疗,因此即使想对放疗进行质量控制,其质量也令人堪忧
关于依从性及信任问题
由于缺乏对医生的信任,因此一旦治疗无效,患者选择的并不是对治疗情况进行报告,而是直接转院,他们根本不知道甚至不关心我们可能会尝试其他治疗手段。他们认为,既然医生无法成功施治,那么也无需相信他们可通过其他手段控制病情。笔者诊治的多数患者病情较晚较重,且之前曾接受过治疗。因此,笔者找到有效的初始拯救治疗方案的可能性并不高
你不可能事先对将要面对情况做出预期。你可能会获得成功,但决不可能是有效率地获得。你需要了解并尊重中国文化,并按他人要求的那样,尝试 (这可能比较困难) 不去做出论断。正如需要对所谓的“面子”给与足够重视一样,耐心是也是必须的,而这也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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